目前我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之后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水平，所以仍然有20年较快发展的可能性。
级别工资主要体现公务员的工作实绩和资历，每一职务层次对应若干个级别，共27级，每一级别又设6-14个工资档次不等。 当前，社会各界对公务员收入改革所涉及的诸多问题高度关注。
上海经济评论：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成为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李凌：从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切入，讨论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在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收入组、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传统分类视角之外，又增添了一个官与民的新的研究视角，有些讨论实则触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摩擦，涉及公务员队伍的公正廉洁、政府的公信力与行政效率问题。经济增速下滑与收入差距扩大，极易对社会心理造成冲击效应。各州和地方政府公务员也由当地政府颁布有关工资的法律规定和管理，人事管理办公室（OPM）每年1月份都会根据调查资料与比较平衡原则，公布经回归和调整后得到的普通公务员工资标准（俗称GS量表），促使公务员工资增长秩序井然。应发5833元，实发工资5259元。另一方面，加上少数腐败问题，也造成人们对公务员队伍的复杂心理。
李凌：公务员工资和公务员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分。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外公务员收入水平和国内公务员收入分配进行多少和高低之比较。就是说，虽然都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分歧却很大，政府和市场可以有很大的弹性，两者关系是很模糊的。
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新型智库作用。新年伊始，很高兴看到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领衔主编的《市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考》出版。本书给出了一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建设有为政府的改革路线图，可以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第四，地方政府注重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而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取代市场，否则不仅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还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近几年先后形成了《第二次转型――2010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民富优先――2011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2012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改革红利―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等一系列著作，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就要求围绕放权、分权、限权，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政府转型，特别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这就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样才能真正闯出一条深化全面改革的新路子。第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仅决定资源性产品、利率、汇率价格，还应当包括土地、文化产业领域的资源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等它指出，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
在不同收入阶段的流动中，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还大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特别是对比拉美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东亚5个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罕见地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同时，东亚另五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都也已经赶上了拉美8国。而且各个国家在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阶段上都有过最漫长的陷阱。当时许多人预测，危机所揭示的结构性弱点——腐败、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将使该地区陷入滞胀，正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在债务危机后失去的10年一样。
这个报告援引Garret在2004年的研究指出,从1980年到200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提高了50%，而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增加了超过150%，因而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降低了一半。世界银行对这4个阶段的分类阈值一直进行动态调整。
至于说一些国家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之后，速度明显回落恐怕也是规律所致，这既没有妨碍欧美也没有妨碍东亚5个经济体在经济相对减速后仍然进入高收入阶段并在高收入阶段继续前进。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1961—2011年GDP增长及低、中、高收入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在这半个世纪的跨度上，我们看到，低收入国家并未表现出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快的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也未表现出比高收入国家更慢的增长。
即一个国家可能较易实现从中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的转变，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变就不容易了。一个国家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却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继续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同时鉴于中等特别是高等收入的门槛都太高，在进行比较的132个国家中，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数量就大大减少。显然，这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命题，对于尚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然有着强烈的共鸣和吸引力。后发国家只要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人民福祉就在不断提高，未必一定能够、也不必强求在各个阶段上都不断缩小与世界最领先国家之间的相对距离。世行1993年的《东亚奇迹》试图解释8个表现出众的亚洲经济体的惊人经济成就（即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当时未包括中国大陆）。
实际上，如果把人均收入增长停滞或较慢就作为陷阱的依据，显然，在收入增长的各个阶段上都可能遭遇。讲中等收入陷阱，前提自然是要有不同收入阶段的划分。
到201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大体是100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阶段，1000～4000美元为中低收入阶段，4000～12500美元为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则为高收入阶段。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的四个经济体（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陷入泥沼之中。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继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之后，于2007年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的。作为二战之后兴起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我们显然至少要用战后这半个多世纪的数据来检验。
当然，世界银行报告的真正意图和对很多人的吸引力其实并不在中等收入与低收入阶段的比较，而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与高收入阶段的差异。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说并不能成立。许多低收入国家与美国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机制与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机制有着根本区别。
由于安德森选取的样本范围比较小，不少人认为他责疑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还不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收入陷阱说其实是中高收入陷阱说。
因为后进国家固然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最前沿的国家一定也还有自己的领先优势，而各国的人均资源禀赋又相差甚大。与之相比较，从欧美开始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开启以后，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上了一个甚至几个台阶。
这个说法是依据截至2000年的数据得出的，而如果从2011年来看，拉美8国中已有3个国家达到或超过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门槛，而中国和亚洲四小虎仍有相当差距。从人们列为典型的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来看，其实都是处于世界银行所划分的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警示也是在我们已经跨越了中低收入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才提出或引起广泛关注的。
故这也是和世界银行自1987年以来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4类相衔接的。但世界银行援引的Garret报告使用的只是1980—2000年这20年的数据。这个报告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但是同期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只增长了大约20%，因此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
但危机过后，东亚经济体的表现依然非常出色，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延伸探讨。但是，如果把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相对于中低收入，在中高收入阶段的增长会更慢，也有人提出新的责疑。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安德森在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回事吗一文中就作了这样的数据比对，他选择了10个人均收入在8000～10000美元之间的中高收入国家与10个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发现中高收入国家虽然在1990—2000年期间确实遭遇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或徘徊，但在21世纪前10年中表现良好，因此拉长时段看，中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几乎一样，并不存在中高收入陷阱的证据。实际上，从战后发展情况看，即使是欧洲主要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
这是缘于相对比重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暗含假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人均收入不仅在某些阶段上、而且会始终一致走向趋同，应当说这是一个还没有被证明的命题。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成立的基础，如前所述，是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更慢些。